为了准备盒饭，我每天得少睡一刻钟（也许是整场睡眠最酣甜的一刻钟），然后在吃早餐的同时，见缝插针，高效组织好一份盒饭。有时候是把锅里前一天晚上小火慢炖的肉类进行最后收汁和调味；有时候是煮一团之前某个周末做好冻在冰箱里备用的手工鲜意面；有时候是煎一块汉堡肉或炒一份菜码，搭配设置在一小时前定时启动的电饭煲里白花花、油亮亮的米饭。
这么做不是为了勤俭节约（我倒希望可以这么解释，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为了满足我一个奇怪的执念 —— 吃自己做的食物。当整个上午的忙碌和疲倦堆积至临界点，随着打开饭盒的一瞬，却能统统消散不见。就像《孤独的美食家》里那段旁白：「不被时间和社会所束缚，短时间变得随心所欲，是赋予现代人的最高治愈。」
电影《饮食男女》中，朱爷爷和姗姗交换学生盒饭，他预备了五道菜：无锡排骨、蟹肉菜心、青豆虾仁、五柳鸡丝和苦瓜排骨盅。© 豆瓣
盒饭的原始功能相当朴素：填饱离家在外之人的肚子，让他们不至于挨饿。如今，伴随餐厅、外卖、便利店的「分流」，盒饭的功能不再具备不可替代性，但其对精神层面的关照却与日俱增。
溯源盒饭，可以一路退回到春秋时期。《尚书 · 周书 · 费誓》中说：「峙乃糗粮，无敢不逮」，这里的「糗」就是将做熟的谷物晾晒风干，再捣制成粉。在《周礼》《国语》《孟子》等古籍中，都出现过关于糗的描述。古时行军打仗的士兵或下地劳作的农夫身处荒野，没法起火做饭，便靠着易于存放和携带的糗填饱肚子。到了唐朝，比糗更高级的盒饭形式 ——「立办」出现了。唐人李肇著写的《唐国史补》中记载：「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立办就类似于今天的盒饭外卖，由商家做好后送至客人府上。
宋代《春游晚归图》局部。图中描绘了抬着饭盒和交椅的侍从们。© Lifeofguangzhou.com
便当是盒饭的别称。唐朝时汉语里已经有「便当」一词，在柳宗元和白居易的诗词中都曾出现，只是那会儿它还没演化成名词作特定使用，而指「方便、适合、容易」，是形容词。此后千年间，「便当」一词一直在中国古籍中可见，不过其发扬光大却是通过日本。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大量遣唐使，他们带回了技术、文化，以及大量汉语词汇。「便当」就是其中之一。
便当的前身「干（gān）饭」源于日本古坟时代（250 年 ~ 592 年）。所谓「干饭」就是把做好的米饭在阳光下晒干。到了 16 世纪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各方大名为打胜仗需要让士兵吃饱吃好。据《阴德太平记》记载，毛利元就的士兵会把糯米团、炒饭做成便当系在腰带上出征。
到了和平年代情况又有不同。结束乱世，完成日本再统一的丰臣秀吉是将便当文化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苦出身的他在平定江山后做派极尽铺张奢华：茶室要造纯金的，盆栽里种整棵松树，便当也要用华丽精致的漆器盒装满山珍海味。也就是在这时，「便当」（日文中写作「弁当」）一词成为了特定名词被广泛使用。再后来，1603 年，由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编写的《日译日葡辞典》发行，其中，「便当」一词被译为「Bento」，自此走向世界。
江户时代的「花见便当」。© 安藤広重
在日本，便当的发展演变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花见便当」自丰臣秀吉时代风靡至今，精致漆器食盒与丰盛食物随穿着华丽和服的人一起，每年出现在炫丽绽放的樱花树下；江户时期的繁荣和社会交流让便当从关西传至全国，成为旅行标配；戏剧的发展催生了「幕间便当」，观众在漫长的歌舞伎或净琉璃表演幕间休息时，能方便快捷又不失优雅地享用「一口」大小的玉子烧、炸鸡、寿司；铁路交通的普及让列车便当出现在站台上、车厢里，这是日后种类最为丰富的便当分支；动漫和二次元文化的流行让亲子便当成为想象力的舞台，内卷的不再只是成绩，还有小朋友午间打开的便当盒。
与中国内地盒饭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后来在日本伴随历史演变的飞速发展都不同，中国香港的盒饭历史虽然很短，却在随后的几十年完成「赋值」，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表达。
在中国香港，油水充足且平价好味的烧味饭至今仍是许多上班族的午餐盒饭之选。© Localiiz.com
1970 年代，中国香港的公司普遍由提供员工午餐改为发放午餐津贴。彼时正是中国香港经济高速发展之时，中环、湾仔等地的外资公司白领餐补丰厚，却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去餐厅等位置吃午饭。商家看到这一商机，纷纷在午间时段售卖盒饭。他们或设置固定场所，或推车游走于写字楼集中之地，从烧腊、卤味、煲仔，到鲍鱼、鱼翅，纷纷装入盒中，高性价比、丰俭由人的盒饭，方便省时又营养卫生，数十年来受到上班族的青睐。
除了公司职员，盒饭的另一个巨大消费群体是影视行业。彼时，中国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拉开帷幕，大量剧组开工，这批从业者的用餐时间更紧张，且不固定，吃盒饭就成了常态。蔡澜曾在一篇题为《怀念吃盒饭的日子》的文章中，缅怀自己做电影监制那几十年来吃过的剧组盒饭。
